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古代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美的独特发现，源于中华民族的特殊审美心理的长期积淀。他们无须为书法的绝对完美而大伤脑筋，因而也就没有刻厉娇饰的痕迹，那里面表露的多是清新与活泼，没有拘谨甚至看不到太多的技巧。

　　这是一段尤为生动的关于敦煌书法的描述。敦煌地区出土的书法遗存在时间上跨度近千年，汇聚众多书手在不同时代的创作。这其中，有多少种社会生活、有多少种审美意识，就有多少种书法的风格面貌。总的来看，敦煌书法在点画、章法和结体上充满了变化，自然且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流行的审美趣味，东西方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理念也在其中交映成辉，孕育出具有华夏气派的审美意趣与艺术精神。

　　敦煌书法的价值与贡献不言自明。从证史的角度看，它原始再现了以“二王”为代表的、以书写为表现方式的帖学的真实面目，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关于帖学的固有认知与偏见。从书写的角度看，它呈现了丰富的古人汉字书写的行动轨迹，让当今的书学者可以从中推断出书手的动作，特别是毛笔运行的方式与角度，让内涵在字里行间中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跃然纸面，感受每一份书作中独一无二的书写情怀。

　　文字楷化的全景图

　　1900年夏天，敦煌藏经洞被偶然发现，封藏于石窟中近900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敦煌遗书的年代，横跨5至11世纪，上起东晋下至北宋，其中不乏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等朝代的代表性出土文献，敦煌遗书也成为研究各个朝代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敦煌遗书跨越的时期也正是中国汉字发展的关键时期，不同字体逐渐齐备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从而走向了成熟。可以说，敦煌遗书是目前研究中国文字发展演变和书法艺术流变最系统、最完善、最丰富、最直接的原始资料。

　　隶楷前凉《法句经》

　　敦煌遗书的内容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大约7万多件。其中汉字书写的文献最多，大部分是用细致工整的楷书书写的。敦煌是东来西往的丝路重镇，不同民族的商人、僧侣在这里或进行贸易，或交流文化思想。因此在敦煌遗书中有不少用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来文字书写的古卷，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从书体上看，敦煌遗书囊括了篆、隶、楷、行、草多种书体，其书写者主要是官员、学士、僧人、职业的“写经生”，以及普通百姓。

　　纵观敦煌遗书，其中有一条颇为明显且十分重要的书法发展脉络，那就是“楷变”的问题。楷书变迁的过程十分漫长且阶段众多，隶楷过渡期是一段漫长的时期，也是楷书字体日渐形成的时期，隶书字形如何简化、新的笔画结构如何形成是书学者需要关注的重点。

　　隶楷以后，楷书进入到魏楷时期。魏楷从隶楷中脱离出来并日臻成熟，这也是北朝写经的主要形态。南朝后期的抄经中也出现了魏楷，其笔法比隶楷更为复杂。横画的起笔不再是尖锋落笔，而多是顿笔直入或逆锋起笔，这种笔法可视为楷书进入到魏楷阶段的标志。新的笔法让横画的写法出现了“三过折”的丰富形态，其他如竖钩、弯钩等笔画的写法也都在这200年的时间里逐步完善。在魏楷形成这一阶段的写经卷，其书法风格明显不同于隶楷期的写经，北方少数民族的淳朴、质厚、率意、自然都融入这一时期的写经之中，成为敦煌经卷中最为亮丽的一章。

　　魏楷《大楼炭经卷第七》

　　从魏楷经隋楷到唐楷，其间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楷书笔法的精细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楷书“平画宽结”“斜画紧结”的两大类型已经形成，但尚未得到总结。唐代楷书呈现出风貌多样的格局。从初唐的欧、虞、褚、薛，到中晚唐的颜、柳，唐代的楷法逐渐发展到鼎盛。至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张怀瓘《玉堂禁经》，出现了总结楷书点画规律及结字法的书论文章，至此唐楷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宣告了楷法的最终完成。

　　如果从265年三国结束算起，到649年“初唐四大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的出现，前后将近有400年的时间，敦煌遗书完整地记录了楷法从萌芽到成熟的全过程。

　　简牍上的书写

　　敦煌藏经洞发现后的第7年，也就是1907年，斯坦因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并在敦煌附近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掘获大量汉代简牍，总数约在3000枚。考古界把这一批被发现的简牍称为“敦煌汉简”。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使得漫漫沙海中掩埋的木简可以历经两千多年而不朽，干旱少雨的河西走廊，无意中成了中国古代文书档案的巨型露天博物馆。此后，敦煌汉简的发掘进入到加速期，沉睡千年的书法材料大量出土。一百多年来，东起天水，西至敦煌，南到祁连山，北达居延海，这一区域内相继出土了众多汉简。截至目前，在甘肃发掘的汉简数量已达6万余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敦煌汉简中书写的主要内容为边塞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基本上反映了这一地区两汉以来连续的历史。简牍上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墨迹也完整地反映了汉代的书法风貌。汉简不仅摆脱了石刻翻版的刀工对书法艺术性的影响，直接展现了汉代墨迹书法的样貌，还让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书写者手指、手腕、肘，甚至到肩膀的运动轨迹，其笔画如水波、如飞檐、如飞鸟，笔锋随书写者的情绪流走。书法的舞蹈性和音乐性在汉简隶书中完全彰显了出来。

　　悬泉汉简(隶书)

　　汉简记录的时代正好是中国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时期，即“隶变”的过程。这一时期同样是中国书法五体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汉简中可见各个书体的早期形态。汉简书法在书写实践中所产生的起收、提按等动作成为后世书法遵循的基本法则。而受当时书写材料的限制形成的从上至下、从右至左的书写顺序，也一直影响着中国书法的发展，留下了独特的书写形态和阅读方式。

　　汉简的书写者大多是戍边或是邮驿中的工作人员，这些将士们常年生活在烽火连天的边陲要塞，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形成了粗犷、雄健、率意的书风。用毛笔在木简上写字，水平线条会被简牍纵向的纤维影响。一般来说，横向的水平线遇到纤维阻碍时书者就会用力书写，笔势越到尾端也会越重。这种用笔现象在秦简中已经初露端倪。汉代隶书更明显地发展了水平线条。

　　“敦煌”简

　　隶变之后，方型汉字构成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就是“横平”与“竖直”。在汉简上，“横平”的重要性显然远远超过“竖直”。从居延、敦煌出土的汉简上的笔势来看，水平线条有时是垂直线条的两倍或三倍。“竖直”线条也常因为毛笔笔锋被纤维干扰而不容易表现，因此汉简隶书里的“竖直”线条常常刻意写成弯曲状态，以避免被汉简垂直纤维的破坏。

　　毛笔与汉简在这里找到一种彼此依托的相互关系，建立了汉代隶书美学的独特风格。汉代隶书不只确立了水平线条的重要性，同时开启了修饰、美化这一条水平线，使得“波磔”成为汉代书法美学上独特的标志。“波磔”的笔法主要表现在章草中。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表明，早在西汉中期就有了成熟的章草。

　　天宝七载过所文牒

　　敦煌地区遗存的碑刻书法也是敦煌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酒泉发现的北凉石塔《高善穆石塔》有“承玄元年(428)建”的铭文，是明确的沮渠蒙逊的纪年，比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时间要早半个多世纪。北魏太延五年(439)，北凉政权灭亡，北魏从凉州迁走了3万户百姓，这其中包括沙门领袖师贤、玄高、昙曜和3000多僧侣、工匠。后来，曾经参与过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等石窟开凿的凉州僧团，在昙曜主持下建造了云冈石窟。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凿了著名的龙门石窟，留下了名察云冈、龙门石窟建造者的师传背景可知，“龙门二十品”书法最早的源头就是北凉书法，所以也称其为“北凉体”，而“北凉体”与敦煌碑刻书法的渊源一脉相承。除此之外，以张芝、索靖为代表的敦煌名家书法也对当时书法的发展，尤其是草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到敦煌去

　　敦煌书法不仅是跨越东西方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记录丝绸之路历史长达700多年的“百科全书”，更是催生出了“敦煌学”的诞生，影响了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格局。到敦煌去，是理解与认识的开始；到敦煌去，是传承与守护的需要；到敦煌去，是守正与创新的必经之路；到敦煌去，是让书法重归书写的复古之途，是让美感成为时代标志的文化之旅。文章摘选自《书法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