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须感谢我们的先人，他们不仅创造打制了各种承载着材料特点、工艺特色、科学理念、审美情趣等特性的精美物品，而且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让其中一部分物品躲避了战乱和自然界的侵扰并有幸得以收藏保存下来。

　　的确，任何一件文物，皆是一物一世界，总会带有制作、完成了它的那个特定时代的诸多气息，附着着那个已经永远消逝了的时代的文化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凡流传至今而称得上是文物的所有藏品，都是“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就是因了它们的留存，使得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藏品回望与定格过往的历史。自然，文物愈珍贵其文化价值也就愈高，我们就愈能从藏品中窥见其清晰的历史、演绎其丰沛的文化，而尤其通过“直接性判断”“诠释性考证”“归纳性推论”“甄别性辨伪”的鉴赏，我们更能完美生动地呈现蕴含于一些藏品内的过去为我们所不知道的历史文化。

人面鱼纹彩陶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去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年，笔者油然想到了当年收藏甲骨文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又兼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如果没有他的顿悟和感念并收购了达仁堂里的全部“龙骨”，后又嘱人四处搜寻，甲骨文或许就会继续湮灭大地抑或消失殆尽。尔后，尤其经了金石学家罗振玉的接续收藏和潜心研究，殷墟甲骨文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是的，因为甲骨文的横空出世，“五帝三王”便从此有了一种实证。诚如罗振玉所言：“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须知道，长期以来，我们的五千年文明真正被考古成果予以佐证的仅有两千多年，西周和商代以前的历史基本上只是被传说和神话故事演绎着。谁都知道，缺乏考古学支撑和印证的历史，不能成为真正的信史，而今通过对甲骨文的发现并收藏，尤其是罗振玉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以重建中国上古史为目标，进行了划时代的研究鉴赏，终于给出了一系列“直接性判断”——中国历史也由此向上推进了1000余年。

　　对有些文物藏品的鉴赏，或许我们暂不能给出直接的判断结论，但是结合当时的自然环境、社会特征、人文特点，当是可以作出有依据、有真相、有逻辑而生动、细腻、丰富的“诠释性考证”的。1955年出土于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器物，属于新石器时代。在《年方六千》一书中，作者郑岩是这样描述的：“伴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长江南岸的稻花香了，黄河拐弯处的粟米熟了，收割的石刀越磨越亮，农业的时代到来了。”而对一件人面鱼纹彩陶盆，他是这样写的：“陶盆上以黑彩绘出的奇特的脸，是螃蟹？是捕鱼人的肖像？是祖先的面容？是保佑他们的神明？”细细品读，这不仅很有画面感，让读者一下子拉近了与新石器时代的距离；而且也颇有逻辑感，让读者很快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必然关联。虽然作者面对陶盆上的那张特别的“脸”感到“可惜”并言“它的身份证丢失在了时光的旅途中”，但是透过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我们照样能够捕捉到隐藏在这张特殊脸背后的丰赡含义——对于陶器、磨制石器以及农业时代到来的期盼、欢欣、忆念和保佑。读懂了这样的主题，我们对这张特殊的脸还有必要纠结吗？这大抵就是作者进行“述诠释性考证”描述产生的魅力吧？

　　对于有些单个藏品的鉴赏，或许我们只能对其作出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判别，但若能将相关的不同年代相类似的藏品作些串联思考，特别是通过差别性的比较、关联性的分析，有时我们自能从中找到关于某一类事物发展规律及其特点的“草蛇灰线”。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炳华，在回忆著名红学专家冯其庸的文物收藏时透露：他珍爱文物，关注手边的文物，总是多角度、多维度地审视、剖析着，希望在不断地揣摩、分析中，可以捕捉到看似已经消失、实际总会留下痕迹的古文化气息。比如，他曾关注过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面对众多画像砖、石，他会注意相关砖、石的出土地。于是，就看到了相关地区曾是汉代“经济比较发展，政治文化发达的地方”；形形色色的画面总合，“几乎可以反映整个汉代的社会生活面貌，甚至汉代以前的神话、故事”；将相关砖、石画面放在中国艺术史的框架下，他看见了它们是“未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的本生文化”“上承先秦及先秦以前的原始文化”；从发展史分析，他想到了“中国绘画到汉代，已确立起绘画的民族传统和构图的基本原理了”，如“采取鸟瞰的视角来布置景物”“用线条来表现客体”，还有画上加题记。冯其庸正是通过品位、审视、不同维度的比较，在作出上述“归纳性推论”的同时，对中国美术史的认识，有了一个纵深的思考。

　　对于收藏的任何一件文物而言，都有其史料价值，可以助益于后人认识历史，认识各个时代更多普通人民的生活真实。而运用“直接性判断”“诠释性考证”“归纳性推论”“甄别性辨伪”手段进行鉴藏的过程，则无疑是藏家借助扎实的鉴藏知识而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审美反刍过程。真能达到这般鉴藏境界，则何其快乐！（赵畅）